“毗连区”读音为pí lián qū,它是海洋权益范畴内的特殊区域,既具缓冲属性,也是监管界线,毗连区处于领海之外且与领海紧密相连,沿海国可在此行使必要管制权,以防范和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海关、财政、移民或卫生等相关法律规章的行为,是衔接领海与公海、平衡沿海国权益与海洋自由秩序的关键区域。
在浩瀚的海洋版图上,各国领海之外的海域并非毫无边界的“自由空间”,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不超过24海里的那片狭长海域,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身份——毗连区,它既不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,也不同于完全开放的公海,更像是海洋权益格局中一道兼具“缓冲”与“监管”功能的特殊地带,承载着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海洋秩序的双重使命。
毗连区的概念,是人类对海洋权益认知不断深化的产物,早期海洋法中,“领海之外即公海”的原则曾长期占据主导,但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、资源开发的拓展以及跨国违法活动的增多,各国逐渐意识到,需要在领海与公海之间设置一个“过渡性监管区域”,1958年《领海及毗连区公约》首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明确了毗连区的法律地位,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则进一步细化了其范围与权限,将其定义为“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,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,不得超过二十四海里”,这一界定,既划清了毗连区与领海、公海的物理边界,也为其独特的法律功能奠定了基础。
从功能上看,毗连区的核心价值在于“为国家提供必要的监管空间”,根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,沿海国在毗连区内享有特定的管制权,主要包括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海关、财政、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,以及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行为,这意味着,毗连区是沿海国维护自身主权延伸利益的“前沿阵地”:当涉嫌走私的船只试图在领海外围伺机而动时,沿海国可在毗连区内对其进行拦截、检查;当疫情相关的卫生管制措施需要覆盖领海周边海域时,毗连区便成为防止疫情输入的“第一道防线”;对于非法移民、违禁品交易等跨国违法行为,毗连区的管制权则为沿海国提供了“提前应对”的可能,避免了因“领海之外无权管辖”而陷入被动。
与领海的“完全主权”不同,毗连区的管制权具有明显的“有限性”和“针对性”,沿海国不能在毗连区内行使类似于领海的主权权利,比如不能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进行资源开发、建筑人工岛屿,也不能对过往船只的正常航行进行无理由干涉,这种“有限性”恰恰是毗连区制度的精妙之处:它既保障了沿海国的核心利益,又维护了公海的航行自由——这正是国际海洋法“平衡原则”的生动体现,一艘商船在毗连区内的正常航行、作业,只要不涉及违反沿海国海关、卫生等特定法律,便享有与公海类似的自由;只有当该船涉嫌违反沿海国的相关管制规定时,沿海国的管制权才会启动。
在当代海洋治理中,毗连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传统的“监管”范畴,成为各国协调海洋权益、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平台,随着海洋资源开发的深入,一些国家在毗连区内开展的科研、环保活动,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规避权益冲突;面对海上污染、海盗活动等跨区域问题,毗连区的管制权也成为多国联合执法的“衔接点”,对于海洋权益争议地区而言,毗连区的界定往往是划清领海、专属经济区边界的“先行步骤”,其范围的确定不仅关系到沿海国的实际利益,更影响着区域海洋秩序的稳定。
从领海的“核心主权”到毗连区的“有限管制”,再到公海的“全球共享”,海洋法对海域的分层界定,本质上是人类对“如何公平合理利用海洋”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索,毗连区作为其中的“中间地带”,既承载着沿海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需求,也守护着国际社会共享海洋的共同目标,它像一道无形的“缓冲带”,缓解着主权与自由的潜在冲突;更像一条清晰的“监管线”,彰显着海洋秩序中“权利与责任对等”的原则,在未来的海洋治理中,随着人类对海洋认知的不断拓展,毗连区的制度内涵或许还将丰富,但它所代表的“平衡”理念,终将是人类与海洋和谐共处的关键所在。

